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出版的《中国疫病史鉴》不完全统计，从西汉到清末，我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。每次疫情，都能让当时的社会为之颤栗。
中国古代百姓心中常有三大畏惧——战乱、鬼怪和瘟疫。
聪慧的炎黄子孙也在千年的对抗史中，摸索出了一条从巫鬼之术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“战疫”之路。
上古大疫：送瘟神
我国有关瘟疫的最早记载，大约可以追溯到商代甲骨文时期。
《小屯殷虚文字乙编》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：与天地沟通的巫师正在占卜，他所问有两件事，其一是这个瘟疫是否会蔓延开去？其二是商王是否感染瘟疫？可以想见当时的王城里应该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群感染事件，以至于商王都有了被感染的风险。
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，早前史家主要将孙刘联军的胜利归结于曹军不熟水性，但随着医学史料的挖掘，这场奠定历史格局的战役，其实与瘟疫大有关联。
孙吴联军攻曹，曹操船舰损失惨重，下令撤退。但奇怪的是，撤退途中，曹操下令把未烧着的船也一并点燃。
相关医学史的研究表明，彼时血吸虫病在赤壁地区传染甚广，这种疫病以水为传染源，从北方而来的曹操军队除了不通水性外，对这种瘟疫也知之甚少没有免疫。撤退途中曹操下令点燃的船，很有可能与防止瘟疫蔓延有关。这一点在他其后写给孙权的信里也得到了证实：“赤壁之役，值有疾病，孤烧船自退，横使周瑜虚获此名。”
有史料统计，东汉桓帝时期，全国人口5000多万，至三国末年，全国因瘟疫死亡人口以千万计。建安二十二年，一场席卷全国的大瘟疫更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悲惨局面，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就是巡逻军营、照顾士兵时染上瘟疫死的。东汉文学著名的“建安七子”，就有五人死在这场瘟疫中。东汉末期百余年成为我国历史上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之一。
此时，人们面对凶猛的疫情，只能归结于上天的惩罚，巫术与神鬼之说是从天子到民间都认可的解释。“瘟神”、“疫鬼”横行于世，当时最“科学”的战疫方式就是信奉除疫的神祇。《周礼》中记载：“方相氏，帅百隶隶而时傩，以索室驱疫。”传说方相氏长得极其丑陋，瘟神见了他都只能落荒而逃。现在于西部地区还在流传的傩戏，也是古时方相氏驱疫病在当代的更迭演变。
而东汉末年的大疫，简单的民间信仰已经救不了被感染的民众，黄巾军的起势正是源于首领张角对瘟疫的救治。但其能以符水治瘟疫的消息，有着浓厚的神话和神秘色彩。讽刺的是，张角最后也因感染瘟疫而病死军中。
抗疫：催生中医理论
在与瘟疫的对抗中，催生了中医的核心理论。公元154年前后，蛰伏的瘟疫蓄势待发，河南南阳的张家娘子诞下一名男童，取名仲景。父亲张宗汉在朝为官，他本希冀儿子承袭自己的事业，却没想到他对医学情有独钟。10岁时，张仲景开始跟随同郡医生张伯祖学医。数十年后，张仲景医学大成，写成《伤寒杂病论》一书，其中总结的辩证论治原则，确立了我国中医诊治的灵魂。
“伤寒”一词，与我们现在说的伤寒略有不同，其主要症状为发热，并且具有强烈的传染性，实则是对各类疫病的指代。
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中提到，仅仅十年时间，张氏家族就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口，其中七成比例都是患上了瘟疫。《伤寒杂病论》中记载的三承气汤、竹叶石膏汤等，经后世沿用至今。
而后中医传承愈广，东晋医学家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中，对天花、虏黄病(即现代所说的黄疸)、沙虱病(恙虫病)等传染病的治疗做出了贡献。
唐代名医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》中，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，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、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。
隔离：国家力量介入
睡虎地出土秦墓竹简中记录了这样一段秦代传染病的“隔离”制度：一名正在接受筑城刑罚的犯人服刑还没有结束，却被发现得了麻风病，当地官员迅速将他转移到了一个叫“疠所”的地方隔离。这或许是出土文献中能见到的较早关于官方治理疫情的记载。
而正史中有关政府官方干预疫情的记录，则始于西汉。元始二年，京畿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，疫病随之而来。汉平帝下诏：“民疾疫者，空舍邸第，为置医药。”由政府安排专门的房子“隔离医院”负责医治疫病患者，这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关于公立临时疫病隔离医院的记载。